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

内容提要：2006年12月，嘉兴博物馆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浙江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李家坟抢救性清理了一处明代墓葬，获得了一批精美的文物，尤以丝织品最具特色，为研究江南地区明代的墓葬形式、丝织、社会生活和家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王店 明代 李氏 墓葬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在嘉兴市区南16公里，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嘉兴镇遏使王逵居此，植梅百亩，聚货交易，始称王店，亦名梅里、梅汇、梅会里。后日渐殷庶，明中叶时镇市商业规模始为之大变，此地镇民之居，夹梅溪成聚，为里者三，成为嘉兴四大镇之一。李家坟是一个直径约40、相对高度近3米的土墩，位于王店镇南部花园路西侧约100、兴乐路南侧约150米，西距短车浜约50米（图一）。2006年11月，王店镇人民政府在平整该土墩时发现该处古墓葬。嘉兴博物馆闻讯后迅速前往实地勘察，墓葬位于土墩的西半边，土墩应是为墓葬而堆筑，初步认定这是一处明清墓葬。经及时上报，于12月5日会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现将此次清理报告如下。

图一//地理位置

一、清理概况

墓室外观结构从平面上看略呈“凹”字形，中间主室略后错，两边室略往前凸，墓室的顶与外壁外面包浇厚达30～50厘米的三合土，保存完好，基本平顶。中间主室略弧，南室南边、北室北边呈三级台阶状略内收。墓葬的东边有青石条砌筑环墉，已残。相传李家坟前原有石像生，今已不存。

墓葬群残长955、残宽560、残高167厘米。从清理的结果来看，这是一处四室合葬墓，座东朝西，自南而北依次编号为M1～M4。其中主室为双室（M2、M3）合葬，南北各一边室（M1、M4）。三个墓室之间分别留有宽约110厘米的墓壁，并用三合土填实（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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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墓葬总平、剖面图

M1为砖室墓，券顶。券顶长340、宽172、最高124厘米，砖与砖之间用石灰嵌缝，每块砖基本都是等同大小。除去墓顶，露出墓穴，墓穴已浸少许水。墓穴用青砖错缝平砌，砌至63厘米高处起券。墓室后壁约85厘米高处置一小龛，龛上放置墓志铭一块，硃砂字。墓室中部置棺木一具，棺长212、宽63、高73厘米，朱红漆，保存较完整，素面，棺盖背面书墨书“奉”字若干，棺盖下置一薄木板。揭开木板，露出女尸一具，女尸头向朝东，仰身直肢，只剩骸骨，并已发黑。尸身上盖有一丝绸棉被，头部戴有冠，长发盘于脑后。身穿红色缎质大襟袍，已严重腐蚀。脚穿红色绣花鞋，黄色缎质棉袜。头部两侧放有用丝棉包裹的成捆木炭，以防潮湿。头下置一木枕，四周叠放有成捆的纸片，颜色已发黑，疑为冥钱。头部上侧放有折叠好的丝绸衣服2件，裙子2条，均为土黄色，并且较完整。在折叠好的裙子里发现有一条薄如纸的丝巾和两对筒状丝绸绣品。在尸体的右手处发现一根手杖，竹质，涂有黑漆，已断去。其腰部围着一圈20块鎏金铜质腰牌，腹部置有铜镜1面，表面已氧化成绿色。棺内底刻有北斗七星图样。

M2、M3、M4为砖石混结构，青砖错缝平砌墓底与墓壁，距墓底84厘米处改砌石条，石条上用整块石板封盖。M2位于M1的右侧，与M1相距107厘米。揭开青石，露出棺木，墓穴与棺木之间间隔约10厘米，并填满石膏，经过清理，露出棺身。棺长213、宽62、高84厘米，棺内已浸满水。墓主为男性，全身浸泡于水中，头向朝东，仰身直肢，头下置有木枕一块，四周叠放有成捆纸片和木炭。墓主右手部有一扇子，由于长期被水浸泡，只留下扇骨。在其身北侧发现一竹质手杖，也因浸水缘故已腐烂。身上丝织品只留下部分残片，以团云纹为主要纹饰。脚部还发现一枚铜镜。

M3位于M2的右侧，与M2为同一个墓室，两个墓穴之间有一道宽32厘米的砖砌隔梁。青石下有厚约30厘米左右的石膏层，揭开石膏层，露出棺木，棺外涂红漆，墓穴形制基本和M2相同。墓主头向朝东，为一女性，M3与M2应为夫妻合葬墓。棺木平面呈梯形，东宽西窄，棺长206、前宽52、后宽48、高62厘米。墓主仰身直肢，身上有一条三层麻质盖尸布，颜色呈淡粉色。在盖尸布的脚上部置放有“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大统历”，麻布被子的下面又盖有一层缎质棉被。头部下面枕有一木枕，头部周围也叠放有成捆的纸片和大量用丝棉包裹的木炭，头上部置有一枚铜镜。头戴鎏金发罩，发罩两侧有发簪两根，并发现有一对鎏金耳坠。墓主腹部衣服里有一麻布袋子，内置有纸质类信物。墓主身穿红色大袖补服，前后补子及衣边都用金粉作装饰，非常艳丽典雅，漂亮精致。由于长期处于受潮环境中，尸体也已基本腐烂，因此其身上特别是背部的衣服都已粘连在一起。棺内底刻有北斗七星图样。

M4位于M3的北边，长329、宽176、高87厘米。中部置一木棺，棺长211、宽61、高55厘米，朱红漆，是四个墓葬中唯一在棺盖上写字的墓葬，上有墨书“明故庶母徐孺人灵柩”字样，为一女性墓葬。棺内少量浸水，尸体仰身直肢，头戴发罩，身体已基本腐烂，头部和脚部各置有一面铜镜。头下枕一木枕，头部周围叠放有成捆的纸片和木炭，右手置有拐杖一根，已腐蚀。

二、出土文物

4座墓葬中随葬品有丝织品、墓志铭、铜镜、木枕、帽饰、腰牌、文献等。

（一）丝织品

丝织品种类有袍、衣、衫、裙、裤、袜、巾等，质地有绸、缎、锦、绢等。

1、袍 7件。

云鹤纹绸大袖袍（M2：9），袖宽52、袖口宽19、领宽6.5厘米。整件衣服通体饰以云鹤纹样（图三）。

图三//云鹤纹绸大袖袍纹饰大样（M2：9）

图四//双凤绣补折枝花卉纹绸圆领袍补子图案(M3:25)

云鹤纹绸折褶大袖袍（M2：8），云纹绸大袖袍（M2：5）、云纹绸大袖袍（M2：4）、云纹绸交领袍（M2：11）、双凤绣补折枝花卉纹绸圆领袍（M3：25）、麒麟绣补云鹤团寿纹绸大袖袍（M4：20）出土时均已腐烂，只保留部分残片。其中M3的双凤绣补折枝花卉纹绸圆领袍织胸背各有长33、宽31厘米的双凤纹补子一方（图四），麒麟绣补云鹤团寿纹绸大袖袍绣背部缀有长宽各35厘米的麒麟纹补子一方。

2、衣 4件。

万字曲水纹绸对襟上衣 （M1：19-1）(图五;彩版三:1)。绸缎，圆领，直裾式袖子。两腋下15厘米处往下开衩，左右前襟上各有细带2条，当是起纽扣作用。整件衣服长85、胸宽55、袖宽28厘米，以本色暗花万字纹饰、曲水纹为主。

万字菱格螭虎纹绸对襟上衣 （M1：19-2）(图六;彩版三:2)。前襟两边各另镶丝边，衣长92厘米，袖长66、袖宽34、胸宽62厘米，以菱格螭虎纹、回纹和万字纹为主。

对襟绢衣 （M1：23）、四季蜂蝶绸对襟上衣（M4：15）出土时均已腐烂，只保留部分残片。

3、衫 3件。

麒麟绣补松竹梅绸大袖衫 （M3：24）(彩版三: 3)。绸缎，交领，右衽，广袖。衣长95、胸宽70、通袖长234、袖宽60、袖口宽22.5、袖根宽45厘米。背有长宽各为32厘米的麒麟纹补子，并用金粉装饰，金粉已基本脱落。整件衣服以松竹梅为主要纹饰（图七），出土时十分华丽富贵。

曲水地团凤织金双鹤胸背大袖衫（M4：7），衣长94、通袖残长200、袖口宽19、袖根宽38厘米。胸、背各织有双鹤补子一方，长36.5、宽36厘米。整件衣服以曲水地团凤纹为主，胸背前后各有边长35厘米的织金双鹤纹样（图八）。

四季花蜂缎大袖衫（M3：21），残。

图七//麒麟绣补松竹梅绸大袖衫纹饰大样（M3：24）

图八//曲水地团凤织金双鹤胸背大袖衫补子图案(M4:7)

图九//四季花蝶万字杂宝织金绸裙纹饰大样（M1：24）

4、裙 6条。

四季花蝶万字杂宝织金绸裙 （M1：24）(彩版三:6)，保存较完整，以四季花蝶万字杂宝纹饰为主（图九），裙子为百褶，下摆宽200、裙身长76厘米，有三片裙布组成。从衣服和裙子大小的比例分析，较符合现实生活中穿着，疑为死者生前穿过。

平安如意万字杂宝纹织金绸裙 （M3：26）(彩版三:4)，缎质，以缠枝图案为主题纹样。纵向打褶，共有4片裙布组成，下摆宽204、裙长77厘米。下摆用一条宽11厘米的金粉边装饰，主要为平安如意纹（图十）。

折枝凤凰麒麟奔马织金缎裙 （M3：17）(彩版三:5)，以折枝花卉纹为主，中间以万字纹、菱纹作间隔。上镶有三条金粉带，图案各异，自上而下分别为凤凰、麒麟、奔马等主要纹饰（图十一）。下摆宽176、裙长84厘米。

曲水双螭蕉石仕女织金绸裙（M1：21）、万字菱格螭虎纹绸裙（M1：25）、绢裙（M1：22）和绢裙衬里（M1：27）出土时均已腐烂，只剩残片。

图十//平安如意万字杂宝纹织金绸裙纹饰大样（M3：26）

图十一//折枝凤凰麒麟奔马织金缎裙纹饰大样（M3：17）

5、裤 1条。

菱格螭纹绸裤（M4：16），裤管残长56、裆深41厘米。

6、袜 1双。

禽鸟折枝纹缎袜（M1：20）(彩版二:3)，缎质，以禽鸟折枝纹为主（图十二）。其中一只已破损。长49、宽19、脚长25厘米。

7、巾 3件。

杂宝方格纹缎巾（M1：20-3）(彩版二:1)。质地轻盈，手感柔软，整体饰以小格纹样，丝巾两端有流苏。长87、宽29、流苏长6厘米。

松竹梅双色缎巾（M4：22）。丝巾主体以黄色为主，黑色点缀其间，松竹梅纹样已不十分清晰（图十三）。长88、宽53.5厘米。

图十二//禽鸟折枝纹缎袜纹饰大样（M1：20）

图十三//松竹梅双色缎巾纹饰大样（M4：22）

图十四//百龙纹缎巾龙纹饰大样（M1：26）

图十五//杂宝折枝缎刺绣莲花纹枕纹饰大样（M3：22）

图十六//云纹缎环编绣鞋（镶金）纹饰大样（M3：18）

百龙纹缎巾（M1：26），整体饰以龙纹（图十四），缎巾一端织有“张□记”字样，似作坊工匠的印记。长125、宽9.8厘米。

8、枕 1件。

杂宝折枝缎刺绣莲花纹枕（M3：22），长45、高19厘米，枕头两侧刺绣莲花纹图案（图十五）。

9、鞋 1双。

云纹缎环编绣鞋（镶金饰）（M3：18），长24、鞋帮高5厘米，围绕着鞋口绣有一圈莲瓣纹 （图十六），鞋头微翘，上有镶金装饰。

10、袋 1件。

东泉□□印绢袋（M2：13），长方形，开口处两边各饰有一根丝带，并有一三角形袋盖，袋身正面下侧钤印“东泉□□”，白文。袋连盖长49厘米，其中袋身长29、宽20.5厘米。

11、其他

纱地刺绣荷塘鹭鸶服饰配件 （M1：19-4），1对。筒状，素面，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但精致美观依然可见。长20、宽21厘米，两端约有1.6厘米的卷口，一端留有手工刺绣的同色水草、花卉、鹭鸶花边，花边宽3厘米。

菱格小花纹锦缘绉面服饰配件（M1:19-3），1对。筒状，素面，有不同程度的破损，长31、宽23厘米。配件一端缝有同色暗花菱格小花纹花边，花边宽4厘米，另一端各留有15厘米长的开口。

其他的缎帽（M2：6）、绛红色折枝花卉纹缎被（M3：23）等均已残破不全，并清理出不少缎和绸的残片。

（二）铜镜 5面，表面多朽蚀。

1、明仿汉规矩镜（M1：10），出土时在墓主的腰部。表面已氧化成绿色，钮处还残存断线。铜镜直径12.5、厚0.3厘米。

2、圆形素镜（M2：2），出土时在墓主的脚部位置。圆钮，钮部还留有绳子，锈蚀严重。直径21.2、厚1.4厘米。

3、“薛家造”青铜镜（M3：15）（图十七），出土时在墓主的脚部。圆钮，钮两边各有一排阳铸戳印，一侧为“东泉送”，另一侧为“薛家造”。直径9、缘厚0.7厘米。

4、“薛家造”青铜镜（M4：1）（图十八）。出土时在墓主脚下。圆钮，边缘隆起，钮边有一阳铸戳印“薛家造”。直径14.3、缘厚1厘米。

5、明仿汉镜（M4：11）。出土时在墓主头部。圆钮，方钮座，座外饰八乳，锈蚀十分严重，纹饰不清。直径13.6、缘厚0.5厘米。

（三）木枕 3件。

1、木枕（M1：16）（图十九:1），长43.9、宽22.5、高19.7厘米，枕面后半部隆起，中间有一凹槽，枕面前半部斜凹，轮廓呈梯形。

2、木枕（M3：10）（图十九:2），长31.7、宽11、高9厘米，枕面呈长方形，两头上翘，中间下凹。

3、木枕（M4：14）（图十九:3），长46.6、宽27、高10厘米。

（四）发罩 2件。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1、鎏金银发罩（M3：9）(彩版四:1)，直径10.3、高11.5厘米。以直径1毫米银丝编结网格纹，罩顶饰有鎏金小花片四层，每层有六朵小花组成，上各镶嵌若干玻璃状小珠。发罩后部有饰有火焰状的弧状鎏金带饰，两侧各插有鎏金发簪1个。

图二十//发罩（M1：5-1）

2、发罩（M1：5-1）（图二十），破损严重，罩沿直径11、高5厘米。伴出数颗珠子和两片璧型白玉小片，白玉直径1.8、厚0.3厘米。

（五）耳坠 3对。

1、耳坠（M1:17）(彩版四:2)，鎏金，主体部分有一白珍珠镶嵌，四周饰有5片莲花瓣鎏金金属片，十分简洁大方。长3厘米。

2、耳坠（M3:11）（彩版四:4），鎏金，每一耳坠上有3颗宝蓝色玻璃状小珠镶嵌，每颗小珠周围都用锯齿状鎏金金属装饰，长约4厘米。

3、耳坠（M4:4）(彩版四:3)，鎏金，每一耳坠上有2个六边柱体的琉璃上下排列，体积大小不一，琉璃两端向外微凸，中间有1金属薄片相隔，小的一端下有4片芭蕉形状的金属片相托，大的一端有6片小花瓣贴附，造型美观、做工精细。长5厘米。

（六）发簪 1对

菊花形簪（M1：5-2）(彩版四:5)，簪首与铤分别制作。簪头为梅花形，簪首镶嵌白玉（水晶），包鎏金，罩在铤上。铤为圆锥形，银质。长12厘米。

（七）带板 1副

鎏金铜质带板（M1：9）(彩版二:2)，共20块，表面饰以卷云纹饰，是一副完整的腰带。长方形1块，长7.5、宽3.8厘米；长条形2块，长3.8、宽2.2厘米，合为三台。圭形（即鱼尾）2块，最长7.5、宽3.8厘米。长方形（即排方）7块，长6.7、宽3.8厘米。桃形（即圆桃）6块，长3.6、最宽处3.5厘米。小长条形（即辅弼）2块，长3.8、宽2.2厘米。

（八）文献

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大统历 （M3：1）（图二十一），1本。长33、宽19厘米。封面左侧书有楷体“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大统历”，右有楷体六行：“钦天监奏 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

图二十一//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大统历（M3：1）

（九）墓志铭

墓志铭，1通（M1出土）。砖质,长33、宽28.5、厚5.5厘米。上用硃砂书写正楷小字，文为：“明敕封先妣孺人陈氏圹记 孺人生于弘治戊午年十二月十四日，享寿九十二岁，卒于万历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存配敕赠文林郎李东泉公，讳湘。子李芳，中嘉靖乙丑进士；孙李原中，中万历己丑进士；曾孙五人：懋端、士嵩，俱生员，廷恺、明瑞、华琨，谨卜万历壬辰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大彭十八都利二字圩先君圹左。孝子李芳谨记。”（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墓志铭

三 结语

1.关于墓主

本次墓葬清理发现的墓志铭，为我们断定墓葬的年代和墓主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直接证据。根据M1出土的墓志铭，知道墓主名李湘（M2）。根据葬法，这应是一座夫妻合葬之墓，与李湘双室合葬的是李湘之妻（M3），两侧的M1、M4为李湘之妾陈氏和徐氏。陈氏卒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六月十四日，于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十六日 “葬于先君圹左”，说明主室M2、M3年代早于M1。

李湘，字本澄，号东泉。《梅里志》载：（李湘）“素甘守分，敦伦睦族，乐善好施，嘉靖十八年（1539年）米贵民饥，捐财赈济，本镇市河一带数百余丈淤塞不通，出银米数百独力挑睿，至今利赖，以子芳贵封文林郎。”[1]从这段文字记载中可推测李湘平时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其文林郎身份是父以子贵（其子李芳中嘉靖乙丑进士）而被封，文林郎相当于七品官，其妻妾对应的称为孺人，故有“明敕封先妣孺人陈氏圹记”和“明故庶母徐孺人灵柩”之谓。

据墓志铭，墓主李湘有子名李芳，字叔承，嘉靖乙丑（1565年）进士，官曲周知县，迁饶郡丞，遂投檄归里。李芳之子李原中，原名衷宏，字君时，号曙岩，万历己丑 （1589年）进士，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国子助教。李芳有孙五人，其中的懋端、士嵩二人，俱生员。其实李湘还有一子李敷，字承泉，赠南京兵部员外。李敷有子李衷纯，字广霞，号玄白，诗人；有孙李光基，字季奕，清初诗人。李湘一脉“世本江阴人。明洪武初（一说元末），官提举行十四者始迁嘉兴，其后子孙分隶嘉兴、秀水两县籍”[2]。明中叶以后开始发达，从李芳开始李氏家族文人辈出，从未间断，允称嘉兴一大望族[3]。《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有载，可见当时李氏家族在嘉兴的名望和地位，故当地人习称此地为李家坟。或许此地还是一处李湘家族墓地。

2.关于墓葬

用糯米浆三合土封筑墓葬是明代墓葬的一大特色。嘉兴地区发现的明代墓葬大多为这种形式，糯米浆封土下为墓室。这处四室合葬墓，M1为砖砌券顶墓，其余三座穴室为砖室石板墓。四座穴室内仅有木棺，部分棺底发现有北斗七星图样。本次出土的随葬品比较丰富，铜镜在四个穴室中都有出土，且位置在死者的头、脚和腹部。发簪形制是明代流行的样式，耳坠与上海松江华阳明墓出土文物极为相似[4]。M3出土的鎏金银发罩，基本保存完好，在明墓中较少见，与上海李惠利中学明墓出土的银发罩[5]基本相同。M1的鎏金铜质带板与卢维桢明墓出土文物相似[6]。出土的发簪、发罩等制作十分精美，充分反映了明代民间的工艺水平。M3出土的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大统历在嘉兴地区是首次发现。它们为了解明代的墓葬形式、社会和日常生活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3.关于丝织

李家坟明墓出土的丝织品数量较多，质地种类有绸、纱、缎、绢等。丝织品上的纹饰题材丰富，其造型风格较写实，多含有吉祥的寓意，有缠枝花卉、折枝花卉、四季花蝶、云鹤、凤凰、麒麟、螭龙、杂宝折枝、芭蕉仕女等图案，具有时代特点。还有十分写实的花鸟纹样，通常是在花丛之中蝶飞鸟舞，再有代表时尚新意的落花流水纹等，纹样多达二十几种。其中的织金物最具代表性，至今仍金光闪闪。出土的纱地刺绣荷塘鹭鸶服饰配件、环编绣鞋、刺绣莲花纹枕头等图案秀丽、针法灵活、绣工精致，当时刺绣技术的娴熟程度可见一斑，在中国四大名绣中应该属于苏绣的范围内，讲究平、光、齐、细、密等。从出土的这批丝织品的纹饰、质地、做工等方面分析，可见当时王店尤其是嘉兴地区的丝织业的发展水平。明代的嘉兴“桑柘遍野，茧箔如山，蚕丝成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浙江丝绸业的重心，已有移向嘉湖一带的倾向”，王店等小集市，“也都逐渐变成千家、数千家、甚至万家的丝绸业的专业市镇了”[7]。王店镇，“首推纱布，而蚕丝之广，不下吴兴”[8]。纱布远销各地“行于苏松衢诸郡，远及关东，商贾辐辏，收买无虚日”[9]。城乡都有缫丝，“屋角青桑不复遮，村村轧轧响缫车”[10]。明万历间起褚（叔铭）绸、褚（明山）绫、薛绸等，名重当时[11]。这些丝织品的出土进一步佐证了明代此地丝织业的兴盛，同时又反映出当时的织造水平，也可使我们对明代高度发达的织造工艺略窥一斑。

丝绸服饰从一开始就是皇室贵族的专用，绫罗绸缎一向都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得起的，因此穿丝绸服装逐渐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一般平民百姓则穿着素色的麻布土布。四个墓葬都出土绸缎服饰，由此可证当时李氏家族的身份和地位。这些出土的丝织服饰种类有袍、衣、衫、裙、裤、袜、巾等，配套齐全。M3和M4两墓还出土了三件大袖衫，从考古发现来看不多见。大袖衫，又称大衫，是明代宗室女眷和大臣命妇穿着的礼服中的主要服装，一般命妇衫色为大红，可用纻丝纱罗。M3的麒麟绣补松竹梅绸大袖衫出土时颜色即呈红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件补服，即M3的麒麟绣补松竹梅绸大袖衫和双凤绣补折枝花卉纹绸圆领袍，M4的麒麟绣补云鹤团寿纹绸大袖袍和曲水地团凤织金双鹤胸背大袖衫，补子上动物造型生动，绣工精美，且有金线夹织，是明代典型的官服款式。据《明史》记载，用“补子”表明品阶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12]。李湘是因其子李芳而被封为文林郎，相当于七品官。在明清，有品级的命妇可以跟随夫君服用胸背或补子来显示她们的地位[13]。因此M3、M4身穿补服下葬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依洪武二十四年的补子制度，麒麟为公、侯、驸马、伯所用，而文官之制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14]。虽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又有“文臣服色亦以走兽，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之规定，麒麟之服仅限于四、五品官服[15]。七品官，按正常的官阶没有资格服麒麟补子或鹤补子，显见出现了僭越现象。这种现象，在其他明墓出土的服饰补子中也有发现，如桐乡濮院杨家桥杨青墓[16]、上海松江华阳明墓M4[17]。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濬（1420～1495年）的《大学衍义补》曾如此论及：“我朝定制……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有花样……上可以兼下，下不得僭上。百年以来，文武率循旧制，非特赐不敢僭差。惟武臣多有不遵旧制，往往专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羆以下至焉海马，非独服者鲜，而造者几于绝焉。”[18]武官如此，文官也可想而知。显见，这种僭越情况事实上在明代极为常见。

总之，王店李家坟明代墓葬的发掘清理，对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江南地区明代家族及墓葬的形制、结构，明代的政治、社会生活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出土的丝织品为研究嘉兴地区明代丝织业的发展及明代服饰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附注：发掘清理、服装保护和报告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中国丝绸博物馆周暘等老师的热情指导，嘉兴博物馆葛金根对报告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参加发掘：郑建明 周 暘 葛金根 方国权 谭 杰 王顺友 吴海红 顾美珍 盛杰辉

刘云峰 张 莉 徐贤卿 朱设平 陈行一

绘 图：郑建明

丝织图样：吴海红 顾美珍 沈 昀

照 相：谭 杰

［1］［8］［9］杨谦纂、李富孙补辑、余楙续补：《梅里志·孝义卷》，《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9）》，上海书店，第124、97页。

［2］［3］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3册，上海书店1991年，第52、54页。

［4］［17］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市松江区华阳明代墓群发掘简报》，《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

［5］何继英：《上海明代墓葬概述》，《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

［6］王文径：《明户、工二部侍郎卢维桢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

［7］参见《嘉兴市蚕桑志》编辑委员会，《嘉兴市蚕桑志》第六章，内部资料。

［10］郑融：《田家词》。转引自陈学文:《明清时期王店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91年第3期。

［11］参见［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七。

［12］［14］［15］《明史·志第四十三·舆服三》，中华书局1987年，第1751页。（正德）“十三年，车驾还亦，传旨；俾迎候者用曳撒大帽，鸾带，寻赐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四、五品麒麟……时文臣服色亦以走兽，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

［13］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16］周伟民：《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二十五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18］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版第713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147、148页。

作者简介：吴海红（1977～），女，嘉兴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嘉兴地方历史、馆藏文物研究。

原载《东南文化》 2009年第2期